沈家本（１８４０－１９１３），字子淳，别号寄?，汉族，吴兴（今浙江湖州）人
读书人中人才辈出是事实，人类文明的进步仰仗了众多读书人作出的巨大贡
这两位读书人，一位是晚清奉旨修律的刑部大臣沈家本，一位是清末民初享誉四海的大商人张謇。庚子之变后，清廷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列强的倾轧和逼迫下，不得不萌生变法之意，60多岁的沈家本被任命为刑部侍郎，启动了晚清的法律改革。沈家本殚精竭虑，向中国传统法律数千年的积弊开刀，改造旧律，制定新法。从1902年到1911年8年多的时间里，制定了《大清新刑律》、《刑事民事诉讼法》、《钦定大清商法》等一大批中国前所未有的法律，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框架，中国今天所使用的一整套法律原则理念和概念术语，几乎都发端于这场史无前例的修律运动，这场运动可谓作用巨大，意义深远。比沈家本年轻十多岁的张謇也同样赫赫有名。甲午战败后，清政府允许民间办厂，从此张謇开始了他的“实业救国”生涯。从1896年到1924年近30年间，他筹办了大生纱厂、广生油厂、资生铁冶厂、翰墨林印书局、懋生房地产公司、大达内河轮船公司、通海垦牧公司、同仁泰盐业公司等数十家企业，此外，他还创办了很多学校和慈善机构，致力于地方建设，被称为“实业大王”。这一官一商，都是地道的读书人。沈家本25岁中举人，43岁中进士。张謇15岁中秀才，41岁中状元。尽管同样仕途坎坷，但都是科举出身，并且一度身居高位。细思量这两位读书人的人生轨迹，至少有三个难得之处，足以感动后世。
首先难得的是拳拳报国之心，爱惜民生之念。二人秉承了儒家传统中读书人经世报国的情怀。清末国弱民贫，民族危机毕现。修律之时，沈家本已年逾花甲。身处动荡时局，外有列强压迫，内有保守的统治者迫害，沈家本置个人的生死和利益于不顾，推进了法律改革。张謇认为“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”，儒家珍视民生的传统在他身上也有体现。他说：“我们儒家，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‘天地之大德曰生’，……我知道我们政府，绝无希望，只有我自己在可能范围内，得尺得寸，尽可能的心而已。”这些精神正是两位读书人荜路蓝缕，虽屡遭厄运磨难，仍然努力作为的动力，实属难能可贵。
但更难得的是他们不为做官，只为做事。学而优则仕是封建时代的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，而一旦进入官场，便往往迅速同流合污，沆瀣一气。沈家本素来厌恶官场习气，担任修律大臣后，没有因循守旧，明哲保身，而是兢兢业业，为了民族前途和大业着想，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，他的离经叛道自然不能为顽固势力所容，所以在清廷倾覆之前，就被迫离官去职。张謇更是一个“另类”读书人，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，人家是“学而优则仕”，他则是“仕而优则商”。即使在办厂遭遇困境时，翰林院催他回京任职，他仍固辞道：“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，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。”清代几百年间状元共有110多人，仅江苏就有近50人，但状元经商成就大业并造福社会的只有他一人。
张謇（１８５３－１９２６），字季直，号啬庵，江苏海门人，祖籍常熟。
他们最难得的是开放意识、世界眼光、时代思维、身体力行。沈家本自幼学习儒家经典，尤精于经学和文字学，少年时代就因写了《周官书名考古偶纂》一书来纠正明朝进士撰写的《周官古文奇字》中的错误而名噪一时。他著有《诸史琐言》《古书目四种》等十余种经史考据著作，学术成就斐然。而张謇不但满腹经纶，尤工于书法和赋诗，有宏著《释书谱》、《蜀先主论》、《说文或从体例错出》等留于后世。读书读到这份上，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不可谓不深。在晚清时期，很多读书人即使有爱国情怀、忧民之心，但是囿于知识结构的狭隘，面对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或妄自菲薄，或盲目自大，或脱离实际无以应对。而从律改的过程中，可以得见沈家本“参考古今，博稽中外”兼收并蓄的精神。他把中国置入世界的范围内，认为祖宗之法如不变，以一中国而与环球之国抗衡，是没有前途的。必须“彼法之善者，当取之，当取不取，是之为愚”。他主持修订法律馆，翻译大量各国法律，比较体例，去芜存菁。设立学校培养法律人才，引进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思想，主张司法独立，并视之为宪政的基础。与沈家本的修律相比，张謇从事的是一项对他来说绝对“陌生”的行业，他起自农家，一介书生，哪里懂得经商，但是他坚信“中国须振兴实业，其责任须在士大夫”，很早就在家乡提倡过蚕桑，试制过烧酒。一旦树立了实业和教育救国的思想，便义无返顾，身体力行。他的股份制企业，富有品牌意识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，提倡民生精神，堪称中国现代企业发展的先驱。他在南通大办公益事业，致力于地方自治。他说：“天之生人也，与草木无异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，与草木同生，即不与草木同腐。故踊跃从公者，做一分便是一分，做一寸便是一寸。”他创办了师范学校、农业学校、医学专门学校、传习所等各类学校，建立了博物苑、图书馆、剧场、体育场、公园、养老院、育婴堂、残废院等各种慈善机构，他创办的“南通模式”开风气之先，称得上建设了当时中国“最理想的城市”。
两个读书人读的是“圣贤书”，接受的是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，都有20多年艰辛的科举生涯，可他们不但没有被塑造成孔乙己、范进或迂腐禄蠹，反而超出了地域和时代的局限，充满世界眼光和实践精神。沈家本为中国近代法制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后世赋予他“封建大臣不封建，修律大臣真修律”的美誉，他的确是一个封建大臣，但他却做出了一个封建社会的读书人、一个封建大臣不可能做的杰出贡献。张謇的事业多取法于西方文明，他有句这样的名言：“一个人办一县事，要有一省的眼光；办一省事，要有一国之眼光；办一国事，要有世界的眼光。”他不仅仅是个读书人，还是一个充满现代意识的实业家。尽管他们开创的事业，从今天来看，都还存在着不足和缺憾，但无论做官还是经商，他们都留给了后世太多的思索和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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